第二章 基督徒 希腊人 中国人 人生的盛宴 林语堂

世间有几种关于人类的观念:传统的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的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我不把佛教的观念包括进去,因为这种观念太悲观了)这些观念,由它们较深的讽喻的意义上说来,终究没有多少分别,尤其是在具有更精深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的现代人,给与它们以一种广义的解释的今日。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这些分别是存在着的。

世间有几种关于人类的观念:传统的基督教的宗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的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我不把佛教的观念包括进去,因为这种观念太悲观了)这些观念,由它们较深的讽喻的意义上说来,终究没有多少分别,尤其是在具有更精深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知识的现代人,给与它们以一种广义的解释的今日。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这些分别是存在着的。 依传统的、正统的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美的,天真的,愚蠢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乐园里生活的。后来,人类有知识和智慧了,终于堕落了,这就是人类痛苦的原由,所谓痛苦,主要的是指:在男人方面是血汗的劳动工作,在女人方面是临盆生产的疼痛。为说明人类现在的缺点起见,基督徒提出一种新成分,和人类原来的天真与完美互相对照,这种新成分自然是魔鬼,它大抵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则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可是这“灵魂”变成一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机会,变成一种本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人类和没有灵魂可以拯救的禽兽明确地分别了。在这里,逻辑发生问题了,因为“魔鬼”的来源须得解释一下,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继续用他们平常的学者的逻辑去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他们既不能完全承认“非上帝”的“魔鬼”是由上帝本身产生出来的,又不能十分同意在原来的宇宙里,一个“非上帝”的“魔鬼”是和上帝同样永生的。所以,在束手无策之中,他们便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于是引起了罪恶来源的问题(因为此外还得有另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堕落的天使啊);这种理论因此不能使人满意,可是他们只好让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这两种奇怪的相对的东西;这个神秘的观念今日还是十分流行,对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很重大的影响。① ①在现代思想进步的过程中,“魔鬼”是第一个被弃掉的东西,这是值得欣幸的事实。我相信在一百个今日还相信有上帝的进步的基督徒之中相信真魔鬼的(除了比喻的意义之外)恐怕不上五人。同时,相信真地狱的观念也和相信真天堂的观念日归消灭。接着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流行的牺牲的观念转变而来的;依这个理论,上帝是一个喜欢炙肉的嗅味的神,不能毫无代价地赦免人类的罪过。基督教由这种赎罪的理论,一下子便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工具,而人类获得完美的方法又找到了。基督教思想中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完美的观念。因为这是在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发生的,所以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便也产生出来,拯救的问题便替代了人生幸福的问题或简朴生活问题的本身。这观念就是人类要怎样离开这个显然陷入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因此,永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和《创世记》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来说法是互相矛盾的。据《创世记》的记载,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被逐出伊甸乐园,不是象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因为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因为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偷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善恶树似乎是在乐园的中央,可是生命树却是在近东门的地方,在那边,据我们所知道,基路伯还驻守着,以防人类的侵近。 总而言之,现在还有一种信仰,以为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以为今生的享乐是罪恶的,以为刻苦就是美德,以为在大体上说来,人类除了受一种外来的更伟大的力量所拯救之外,是不能自救的。罪恶的教义依然是今日通行的基督教的根本理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劝人信教的时候,第一步总是使人意识到罪恶的存在,及人类天性的不良(这当然是传教士藏在袖子里的现成药方所需的必要条件)。总而言之,如果你不先使一个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劝导他做基督徒。有人说过一句颇为苛刻的话:“我国的宗教已经变成罪恶的反省,弄得体面的人士不敢再在教堂里露脸了。” 希腊的异教世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观念也是十分不同的。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希腊人使他们的神和人一样,而基督徒却要使人和神一样。奥林匹克那一群的确是一些快活的,好色的,会恋爱,会说慌,会吵架,也会背誓的性急易怒的家伙;象希腊人那样地喜打猎,驾马车,掷铁枪——他们也是一群喜欢结婚的家伙,而且生了许许多多的私生子。讲到神和人的分别,神不过有一些在天上起雷霆,在地上养植物的神力而已,他们能永生,喝花蜜造成的神酒,而不喝酒——其实所用的果实也不很两样。我们觉得可以亲近这一群的家伙,背了一个行囊和阿波罗(Apollo——司日轮、音乐、诗、医疗、豫言等之神)或雅典娜(Athene——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之女神)一同去打猎,或在路上拦住了麦裘理(Mercury——商人、旅客、盗贼及狡猾者之保护神)和他闲谈,正如和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局(WesternUnion)的信差闲谈一样,如果这阵谈话谈得太有趣的话,我们可以想象麦裘理说:“不错,好的。对不起,我得把这封电报送到第七十二街去”。希腊的人并不神圣,可是希腊的神却是有人性的。这些神跟基督教那个十全十美的上帝多么不同!所以希腊的神不过是另一种族的人,一族能够永生的巨人,而地上的人却不能永生。由这个背景里产生一些关于丹蜜特(Demeter——司农业的女神),普洛舍宾娜(Proserpina——地狱的女王),和奥非亚士(Orpheus——音乐的鼻祖)的妙不可言的美丽故事。希腊人对神的信仰是视为当然的,因为甚至当苏格拉底在将饮毒酒的时候,也举酒向神祷告,求神使他能快一点到另一世界里去。这很象孔子的态度。在那时期,人们的态度必然是这样的;至于希腊思想在现代世界对人类和上帝将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幸没有知道的机会。希腊的异教世界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也不是希腊的。这是一件值得可惜的事。 在大体上说来,希腊人承认人类是免不了死亡的,而且有时还得受残酷的命运所支配。人类一旦接受了这种命运,是觉得十分快乐的,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人生和这宇宙,而且除了全神贯注地由科学方面去理解物质世界之外,他们也注意于理解人生的真美善。希腊的思想里没有伊甸乐园之类的神话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人类堕落的讽喻;希腊人自己不过是杜卡里翁(Deucalion)及其妻比拉在洪水后走下平原时拾起来向后抛的石子所变成的人类罢了。他们对疾病和愁虑是用诙谐滑稽的方法去解释的;这些东西是因为一个青年女人有一种难于克制的欲望,想打开一箱珍宝——“潘多拉箱子”(Pandora’sBox)——来看,才在这世间出现的。希腊人的想象是美丽的。他们大抵把人性当人性看;基督教徒也许会说他们“听天由命”,完全任“不免一死”的命运去支配吧。可是“不免一死”的命运是多么美丽啊:人类在这里可以理解人生,可以让自由的,推究的精神去发展。有些诡辩学家以为人性本善,有些则以为人性本恶,可是他们的理论终究有象霍布斯(Hobbes——十五世纪英国哲学家)和卢蚤(十六世纪法国哲学家)的理论那么互相背驰。最后,柏拉图把人类当做欲望,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而理想的人生便是指在智慧或真正的理解的指导下,在这生存三方面的和谐中的一种生活;柏拉图认为“思想”是不朽的,可是个人的灵魂则或贱或贵,依他们是否酷爱正义、学问、节制、和美而定。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灵魂也有一种独立和不朽的存在;他在《法伊多》里告诉我们说:“当灵魂单独存在着,由肉体解放出来,而肉体也由灵魂解放出来的时候,除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呢?”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显然是基督教徒、希腊人、道教和孔教观念上相同的地方。相信灵魂不朽的现代人当然不能抓住这一点而振振有词。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也许毫无意义,因为他在这方面的许多理论根据,如化身转世之类,是现代人所不能接受的。 依中国人对人类的观念,人类是造物之主,而在儒家的观念中,人和天地同等,并列为“三灵”。这是以灵魂说为背景的: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灵依附着——山川河流,以及一切达到高龄的东西。风和雷就是神灵本身;每一座大山和每一条河流都由一个神灵统治着,而且简直是属于这个神灵的;每一种花都有一个花神,在天上管理它的节季,看顾它的福利,还有一个“百花仙子”,她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一株柳树、松树、柏树,或每一只狐狸和龟,达到了高龄的时候,譬如上几百岁,就会得到永生,变成了“精”。 在这种灵魂说的背景之下,人类自然也被视为神灵的具体表现了。这神灵和全宇宙的一切生物一样,是由男性的,主动的,正的,或阳的成分,和女性的,被动的,负的,或陰的成分,两者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这事实上不过是对陰阳电的原理的一种巧妙而侥幸的猜测吧了。这种神灵附在人身上时便叫做“魄”;脱离人身而四处飘荡时便叫做“魂”。(一个人有坚强的个性或精神奋发时,便说是有很大的“魄力”)人死了之后,“魂”依然随处飘荡。魂平常是不蚤扰人的,但如果没有人埋葬死者或祭祀死者,那神灵便会变成“飘泊的鬼魂”,为了这个原因,中国人便择定七月十五日为“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及客死异乡而尚未收埋的人。不但如此,如果死者是被杀的或枉死的,那鬼魂的冤枉的感觉便会使它到处飘荡蚤扰,直到伸冤之后,神灵才会感到满足。到这时候,它便不再蚤扰人家了。 人是神灵的具体表现,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热情,欲望,和“精神”(Vitalenergyornervousenergy)之流。这些东西本身没有所谓好坏,只是一些和典型的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东西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热情、自然的欲望,高尚的志向和良知;他们有性欲、饥饿、恐惧、愤怒,同时受疾病、疼痛、痛苦和死亡所支配。所谓文化,便是怎样使这些热情和欲望有着和谐的表现。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依这种观念,我们如果和这种天赋的人类本性过着和谐的生活,便可以和天地平等同列。然而,佛教对于人类肉体情欲的观念,则根本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相同——这些情欲是必须弃掉的讨厌的东西。太慧聪,或思想太多的男女有时会接受这个观念,因而变成和尚与尼姑;可是在大体上说来,儒家的健全的意识是反对这种行为的。同时,佛教的观念也有点道教的意味,认为美貌多才而命运乖舛的女郎是“被谪下凡的仙女”,她们是因为有了尘世的思念,或在天上失职,才被罚入尘世来受命运注定的人类痛苦的。 人类的智能是被视为一种储力之流的。这种智能便是我们所谓“精神”,“精”这个字的意义和我们讲到狐狸精、石精、松精时的那个“精”字相同。我在上头已经说过,英语中和“精神”意义最近似的词字是“vitality”或“nervousener-gy”,这种东西在一天中不同的时候,在人生不同的时候,是象潮水那样地涨落不定的。每个人生下来便具有一些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东西在幼年、少年、壮年、老年、死亡各时期中,依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转。孔子曰:“少,戒之在斗;及其壮,戒之在色;及其老,戒之在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少年好斗争,壮年爱女人,老年嗜金钱。面对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的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的态度,和对于其他一切问题的态度一样,可以归纳于“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这就是一种不希望太多,也不希望太少的态度。人类好象是介于天地之间,介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于崇高的思想和卑劣的情欲之间。这样被夹在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知识和渴求清水,喜爱一个良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盘精美的笋炒肉,向慕一句美丽的词语和向慕一个漂亮的女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因此,我们的世间免不了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把人类的社会改良一番,这种机会当然也是有的,可是中国人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希望得到完全的快乐。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证明这种观念。有一个人将由地狱投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尘世去做人,你须答应我的条件,我才情愿去。”“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道。那个人回答道:“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要我的家宅的四周有一万亩田地,有鱼池,有各种的果实;我要一个美丽的妻,和一些妖艳的妾,我要她们待我都很好;我要满屋金珠,满仓五谷,满箱银钱,而我自己则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世间有这种人可做,我便自己去投生,不让你去了!” 所谓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我们既然得到了这种人类的天性,那么,让我们就这样开始做人吧。况且,要逃避这个命运反正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原本是好是坏,空口讨论这些事情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对么?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受它们束缚的危险。就停留在道路的中间吧。这种合理近情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任何错误和谬行,无论是法律的,道德的,或政治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而获得宽恕,至少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依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是抱这种态度的。中国人甚至认为天或上帝本身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家伙,认为如果你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照你的良知而行动,你就不必惧怕什么东西,认为良心的平安是最大的天恩,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的人连鬼怪也不必惧怕。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管理一些合理近情者和一些不合理近情者的事务时,世界便没有什么不妥当不顺利的事情了。专制者死亡了;卖国者自杀了;唯利是图者出卖他的财产了;有权势,拥巨资的古董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费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物变卖了,这些古董现在是散藏在其他的家族里了;杀人的凶犯被捕伏法了,被侮辱的女人得到报仇的机会了。有时(可是这种时候不很多),一个被压迫的人会喊着说:“老天爷没有眼睛!”最后,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这种哲学的结论和最高的理想是对自然的完全理解,及与自然的和谐;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名词以便分类的话,我们可以称这种哲学做“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于是便带着一种兽性的满足,在世界上生活下去了。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我们另外还能做什么呢?” “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哲学。人生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是被搁置在一边了。因为这正是一个牵着孙儿的手到店里去买糖果,一面在想五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或祖先那里去的中国祖父的感情。我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便是不至于养下一些贻羞家门的子孙来。中国人的人生的整个类型是依照这一个观念组织起来的。

基督徒、希腊人、中国人关于人类的观念,世上有好几种:即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希腊的异教徒观念和中国人的道教和孔教的观念(因为佛教的观念太悲观了,所以我不把它包括进去)。这些观念,由它们深湛的讽喻意义上说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尤其是在具有高深的生物学和人类智识的现代人,给予它们一种广义的解释后,更不能分其轩轾,可是在它们原来的形式上,分别仍是存在的。依传统的正统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善的、天真的、愚笨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园里生活。后来人类有了智识和智慧,于是堕落了,这就是痛苦的起因。所谓痛苦,主要的是由于男人方面的流汗工作;女人方面的生男育女的疼痛。为要显示人类的缺点起见,基督教又引进一种人类的新成分,和原来的天真完美相对照。这种新成分就是魔鬼,它大概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则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的,但是这“灵魂”变成了一种实物,而不是一种机能,变成了一种实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灵魂不值拯救的禽兽和人类明确地划分了。在这里,逻辑便发生了问题,因为“魔鬼”的来源必须解释,然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他们平常的学者逻辑去研讨这个问题时,他们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界。他们不能承认“非上帝”的“魔鬼”和上帝并存永生。所以在无可奈何中,他们只得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但是这又引起了罪恶的来源问题(因为另外总得有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天使去堕落啊)。因此,这种理论便不能使人满意,他们也只好随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相对的奇怪观念;这个玄妙的观念至今存在,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着很大的影响①。接踵而至的,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牺牲的观念假借而来;从这个理论推想起来,上帝好像是一个喜欢人间烟火嗅味的神,不愿意无代价赦免人类的罪恶。基督教有了这种理论,人类一下子就可以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方法,因此人类又找到了获得完美的方法。基督教思想中最奇突的一点就是完美观念。因为基督教是从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产生,所以有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拯救问题替代了人生幸福问题,或者替代了简朴生活本身问题。这观念的涵义就是人类要怎样才能脱离这个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因此,就有了永生的观念。这和“创世纪”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始说法是矛盾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亚当和夏娃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为了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为了上帝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去偷吃生命树的果子,因而得到永生:“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身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四面转动能发火焰的剑,去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善恶树似乎是在乐园的正中央,生命树却是在靠近东门的地方,据我们知道在那边基路伯还驻守着,以防人类侵犯。总之,现在还存有一种以为人类是完全堕落的信念,今生的享乐就是罪恶,以为刻苦就是美德,以为人类除了被一种外来的伟大力量所拯救外,不能自救。罪恶仍是今日通行的基督教教义的根本理论。教士在讲道的时候,第一步是使人体会到罪恶的存在,以及人类本性的不良(是传教士应用藏在袖子里的现成药方时的必要条件)。总之,如果你不先使一个人相信他是罪人,你便不能劝诱他做基督教徒。有人曾说过一句颇为刻薄的话:“我国的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反省,体面的人士不敢再走进教堂了。”希腊的异教世界是一个绝对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对于人类的观念亦异。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希腊人要他们的神成为凡人一般,而基督教徒则反之,要使凡人跟神一样。在奥林匹克那些确是些快乐的、好色的、谈恋爱、会说谎、好吵架,也会背誓的急性易怒的家伙;正像希腊人那样地喜欢打猎,驾马车,掷标枪——他们也很喜欢结婚,而且生了许多的私生子。讲到神和人的区别,神不过具有在天上会打雷在地上会培养植物的能力而已,他们都是永生的,喝花蜜酿的仙酒而不喝酒——不过用来酿成的果实是差不多的。我们觉得可以和这班人亲近,我们可以背了一个行李,和阿波罗(Apollo,司日轮,音乐、诗、医疗,预言等之神)或雅典纳(Athene,司智慧,学术技艺,战争之神)一同去行猎。或在路上拉住麦考里(Mercury,商人,旅客,盗贼,及狡猾者之保护神)和他闲谈,正如和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局的送差闲谈一样。如果谈得很有趣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出麦考里说:“不错,好的,对不起,我要走了,要把这封电报送到七十二号街去。”希腊人并不神圣,可是希腊的神却具有人性。这些神跟基督教完美的上帝相较起来是多么不同啊!希腊的神不过是另一个种族的人,是一族能够永生的巨人,同时地球上的人却不能够。由于这个背景,便产生一切关于台美特(Demeter,司农业的女神)、普洛赛宾拿(Proserpina,地狱的女王)和奥斐斯(Orpheus,音乐的鼻祖)等的绝美故事。希腊人对神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苏格拉底将饮毒酒的时候,也举杯向神祷告,求神使他快一点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这点很像孔子的态度。在那个时候,人们的态度必须是这样的;至于希腊精神如果在现代,其对于人类和上帝将取什么态度,我们不幸没有知道的机会。希腊的异教世界不是现代的,而现代的基督教世界也不是希腊的,这是很可惜的。大体说来,希腊人承认人类是总有一死的,有时还要受残酷命运所支配。人类一接受了这种命运后,便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他们除了专心致志,科学地去理解物质世界外,也应注意于理解人生的真美善。希腊人的思想里没有类似伊甸园式的“黄金时代”,也没有人类堕落的讽喻;希腊人自己不过是狄卡思翁(Deucalion)和他的妻皮拉在洪水后,走下平原时,从地上拾起来向后抛去的石子所变成的人类罢了。他们对疾病和忧虑是用滑稽的方法去解释;他们以为疾病和忧虑似一个少妇有一种难于压制的欲望,想打开一箱珍宝——潘多拉的箱子。希腊人的想像是美丽的。他们大都把人性就当人性看待,但是基督徒或许会说他们是被“总有一死”的命运所支配。但是总有一死的命运是美丽的,人类在这里可以理解,人生可以让自由推究的精神去发展。有些诡辩家认为人性本善,有些却认为人性本恶,可是他们的理论总没有像霍勃王(Hobbes,十五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和卢梭(十六世纪法国的哲学家)的互相矛盾。最后,柏拉图认为人类似乎是欲望、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理想的人生便是在理论、智慧、真正理解的指导下,三方面和谐地在一起生活。柏拉图认为“思想”是不朽的,不过个人的灵魂之或贱或贵,根据他们是否爱好正义、学问、节制和美而定。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灵魂也是一种独立和不朽的存在;他在“费度”里告诉我们说:“当灵魂独自存在时,由肉体解放出来,而肉体也由灵魂解放出来的时候,那时除死亡之外还有什么呢?”相信人类灵魂的不朽,显然是基督教徒、希腊人、道教和儒教的观念上相同的地方。相信灵魂不朽的现代人,当然不能抓住这一点当做话题。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在现代人看来,也许认为毫无意义,因为他的许多理论根据,如化身转世之类,是现代人所不能接受的。关于中国人对于人类的观念,人类是造物之主,“万物之灵”。在儒家看来,人和天地并列成为“三灵”。如果以灵魂说为背景讲起来,世间万物都有生命,或都有神灵依附,风和雷是神灵的本身,每一大山和河流都有神灵统治,而且可说即是属于这个神灵的;每一种花都有花神,在天上管理季节,看顾它们盛开凋谢。还有一个百花仙子,他的生辰是在二月十二日。每棵柳树、松树、柏树,每一只狐狸或乌龟活了很长的岁月,达到了很高的年龄,就变成精。在这种用灵魂说为背景之下,人类自然也被视为神灵的具体表现。这神灵和宇宙间的一切生物一样,是由雄性的、主动的、正的,或阳的成分,和雌性的、被动的、负的,或阴的成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在事实上不过是对阴阳电原理的一种玄妙的猜测罢了。附在人身上的这种灵性叫做“魄”;离开人身随处飘荡时叫做“魂”(一个人有坚强的个性或是精神充沛时,便称之为有“魄力”)。人死后,“魂”依旧四处飘荡。魂是不常扰人的,但如果没有人埋葬或祭祀死者,那么神灵便会变成“无祀孤魂”来缠扰人家,因此,中国人便定七月十五日为“祭亡日”,以祭祀那些溺死的和客死异乡的鬼。更甚的,假使死者是被杀的或冤枉死的,那鬼魂便到处飘荡骚扰,直到雪冤之后,方才停止。人既是神灵的具体表现,所以在世的时候,当然须有一些热情欲望和精神(VitalenergyorNervousenergy),这些东西无所谓好坏,只不过是一些和人类生活不能分离的天赋的性质而已。一切男女都有热烈的感情,自然的欲望,高尚的意志,以及良知;他们也有性欲、饥饿、愤怒,并且受着疾病、疼痛、苦恼和死亡的支配。文化的用处,便在怎样使这些热情和欲望能够和谐地表现。这就是儒家的观念,依这种观念,我们假使能够和这种天赋的本性过着和谐的生活,那么,便可以和天地并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六章末再讲。然而佛教对于人类的肉体情欲的观念,和中世纪基督教很相同——以为这些情欲是必须割弃的讨厌东西。太聪慧或思想过度的男女有时会默契这个观念,因而去做和尚或尼姑;但在大体上说来,儒家的健全意识并不赞成这种行为。同样,佛教的观念也有点近于道教的意味,认为红颜薄命是“被谪下凡的神女”,因为她们动了凡心,或是在天上失了职,所以被贬入尘世来受这命运注定的人间痛苦。人类的智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力之类。这种智能即我们所谓“精神”,这“精”字的意义和狐狸精的“精”字相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英语中和“精神”意义最相近的是Vitality或Nervousenergy,这种东西在人生中每天有许多不同的时候,正像潮水那样地涨落不定。一个人生下来就有热情、欲望和这种精神。这些在幼年、壮年、老年和死亡各时期中循着不同的路线而流行。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反过来讲,就是说少年爱色,壮年好斗,老年嗜财。当着这个身体的、智能的,和道德的资产混合物,中国人对于人类本身所抱的一般态度,可以归纳到“让我们做合理近情的人”这句话里。就是一种中庸之道,不希望太多,也不太少。好像人类是介乎天地之间,介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介乎崇高的思想和卑鄙的情欲之间。这样的介乎中间,便是人类天性的本质;渴求智识和渴求清水,喜欢一个好的思想和喜爱一盆美味的笋炒肉,吟哦一句美丽的诗词和向慕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些都是人的常情。因之我们感到人间总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要把这社会加以改良,机会当然是有的,但是中国人并不想得到完全的和平,也不想达到快乐的顶点。这里有个故事可做证明。有一个人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说:“如果你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呢?”阎王问。那人回答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宅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娇艳的婢妾,她们都须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不让你去了!”然而合理近情的态度,就是说:我们既有了这种人类的天性,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做人吧。何况要逃避这个命运,根本是办不到的。不管热情和本能本来是好是坏,空口争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者我们反而倒有被束缚的危险。这种近情合理的态度造成了一种宽恕的哲学,觉得人类的错误和谬行都是可以获得宽恕的,不论是法律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都可以认为是“一般的人类天性”或“人之常情”。至少,那批有教养的、心胸旷达的、遵循合理近情的精神而生活的学者,都抱着这种态度。中国人甚至以为天或上帝也是一个颇为合理近情的人物,他们以为你只要过着合理近情的生活,依着你的良知行事,你就不必再有所怕惧,他们认为良心的安宁是最大的福气,认为一个心地光明磊落的人,连鬼怪也不能侵犯他。所以,只要有一个合理近情的上帝来担任管理那些不合理不近情者的任务,世界便太平无事,诸事顺利了。专制者死了;卖国者自杀了;惟利是图者变卖他的财产了;有权有势,拥有古董的收藏家(他们是利欲熏心,靠权势来剥削人家的)的儿子们,把他们父亲用尽心机搜罗得来的珍贵,一齐变卖,四散地藏在别人的家庭里了;杀人凶犯伏法了,遭辱的女人得到报复的机会了,难得有个被压迫者会喊着说:“老天爷瞎了眼睛!”。在道家和儒家两方面,最后都以为哲学的结论和它的最高理想,即必须对自然完全理解,以及必须和自然和谐;如果要用一个名词以便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合理的自然主义”(Reasonablenaturalism),一个合理的自然主义者于是便带着兽性的满足在这世界上生活下去。目不识丁的中国妇人说:“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另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人家生我们,我们生人家”,这一句话蕴藏着一种可怕的哲学。由于这种说法,人生将变成一种生物学的程序,而永生的问题便绝口不必谈了。这正和一个搀着孙儿到糖果店里去,一面在想着五年或十年后便要回到坟墓里去的中国祖父一样,他们在这世间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至于生下羞辱门第的子孙来。中国人人生的整个典型就是这样一个观念组合起来的。与尘世结不解缘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起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志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期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而且是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梭罗(Thoreau,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分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飘渺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飘渺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时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智识阶级,都对于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门家式的自负,致力于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精神”一词也还觉得不够飘渺抽象,更拿什么“精粹”“灵魂”或“观念”一类的词字,冠冕堂皇地写出来,想拿它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来,再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实体”——和淡水混合起来——才能味美适口。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却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的精华。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主要点。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灵与肉有一桩最显明的事实而为哲学家所不愿承认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因为说教者对于人类的缺憾,以及野蛮的本能和冲动,看得厌腻了,所以希望我们生得和天使一般,但是我们想像不出怎么样才是天使的生活。我们以为要么天使也有和我们一样的肉体——除了多生一对翅膀——或者他们是没有肉体的。关于天使的形态,一般的观念仍以为是和人类一样的,只不过多生一对翅膀:这是很有趣的事。我有时觉得天使有肉体和五官,也于他是有益的。假如我是天使的话,我愿有少女般的容貌,但是如果我没有皮肤,怎样能得到少女般的容貌呢?我也愿仍旧喜欢喝一杯茄汁,或冰橘汁,但是我如果没有渴的感觉,怎样能享受呢?并且我如不能感觉饥饿,我又怎样能享受食物?如果天使没有颜料,怎样能够绘画?如果听不到声音,怎样能够歌唱?如果没有鼻子,怎样能够呼吸清晨的新鲜空气?如果皮肤不会发痒,怎样能够享受搔痒时那种无上的满足?这在快乐上,该是一种多么重大的损失,我们必须有肉体,并且我们肉体上的欲望必须都能够得到满足,否则我们便应该变成纯粹的灵魂,不知满足为何物,因为满足都是由欲望而产生的。我有时候想,以为鬼魂或天使,如没有肉体,真等于一种可怕的刑罚:看见一泓清水,没有脚可以伸下去享受一种清新愉快的感觉;看见一盆北平或长岛(LongIsland,美国地名)的鸭肉,但没有舌头可以尝它的滋味;看见烘饼,但没有牙齿可以咀嚼;看见我们亲爱的人们的脸蛋,但我们无法把情感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死后的鬼魂,有一天回到这世间来,静静地跑进我们孩子的卧室,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但我们没有手可以爱抚他,没有臂膀可以拥抱他,没有胸部可以感到他身体的温暖;面颊中间没有一个圆的凹处,可以使他的头紧紧地挨着;没有耳朵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种种损失是多么可哀啊。如果有人对“天使无肉体论”加以辩护的话,他的理由一定是模糊而不充足的。他也许会说:“啊!很对,但神灵是不需要这种满足的。”“但是另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满足呢?”这就问住了。如果勉强回答的话,是“空虚——和平——宁静”。如再问:“你在这种情况里可以得到什么呢?”回答或许是:“没有劳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好,我就承认有这么一个天堂,但也只有船役囚徒或许会对这种天堂发生兴趣,这种消极的理想和观念太近于佛教了,其来源与其说是欧洲,不如说是亚洲。这种理论是毫无益处的,至少我可以指出“没有感觉的神灵”的观念极不合理,因为我们现在已越加觉得宇宙本身也是有感觉的东西。神灵的特性也许是动作,不是静止;而没有肉体的天使,也许是如阳电子一般以每秒钟二万或三万匝的速率环绕阳核而旋转,因而得到快乐,比在游乐场中乘小火车观看景致更为有趣。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感觉。也许是那个没有肉体的天使会像光线或宇宙光线一样,在以太的波浪中,以每秒钟183?郯000里的速率,绕着曲线形的空间而飞奔。一定还有精神上的颜料使天使可以绘画,享受着某种形式的创造乐趣。还有以太的波动给天使当做音调、声响和颜色,而可以感受;一定还有以太的微风去吹拂天使的脸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灵本身便会像积水池里的死水一样,或像人在没有新鲜空气的沉闷的夏午所感到境地一样。所以世间如果还有人生的话,就必须有动作和情感(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完全的静止和无感觉的状态。一个生物学的观念如果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功能和智能的程序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们对于人类就能具有较真切较广泛的观念,使“动物”一名词减掉一些旧有的恶味。“会了解便会宽恕”,这句俗语可以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程序上去。因为我们如果对身体的功能有更深切的认识,我们便绝不会轻视这些功能。这个事实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确是正确的。关于我们的消化程序,要点不在乎批评它的贵贱,而仅仅是在了解它,这样它已变得非常高贵了。这情形也适用于我们身体中各种生物学上的功能,如出汗、排泄、胰液、胆汁、内分泌腺,以及更微妙的情感程序和思想程序。我们不再蔑视肾脏,我们只想了解它;我们不再把一双坏牙齿当做身体最后腐败的象征,也不当做拯救灵魂的警告者,我们只跑去找一位牙医生,检验一下,把那坏牙齿补好就完了。一个人由牙医生处出来后,便不再轻视他的牙齿,反而增加对它们的尊敬——因为他对于啃嚼苹果和鸡骨等,将要感到更大的乐趣了。讲到那些以为牙齿属于魔鬼的超形而上主义者,和那些不承认人类是有牙齿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当我看见他们自己患了牙痛,和乐观的诗人患了消化不良症,我就往往感到这是近于对他的一种讽刺,而觉得痛快。他为什么不再继续去做他的哲学理论呢?他为什么要像你、我,或隔壁的嫂嫂那样,把手按在面颊上呢?患着消化不良症的诗人为什么不信世上有所谓乐观呢?他为什么不再唱歌了?但一旦内脏工作恢复而不骚扰他的时候,他便把内脏忘得一干二净,只知歌颂神灵,他真是多么忘恩负义啊!科学使我们对身体的动作,得到一种更奇妙的感觉,它教我们怎样更进一步去尊敬我们的身体。第一,关于遗传学方面,我们开始知道我们的成为人类,绝不是泥土做成的,而是站在动物谱系的最高处。对于这一点,一个神志清楚没有给自己精神所麻醉的人,想必会感到相当的满足和快慰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恐龙”在几百万年前由生存而灭亡,因而使我们在今日可以生着两条腿,在地球上行走。生物学没有立出这种无所谓的假设,所以不会损害一丝一毫的人类尊严,也不会对人类优于万物这个观念加上疑点。所以任何一个立意要看重人类尊严的人,对此也曾觉得十分满意的。第二,我们对于身体上的神秘和美丽,愈久愈有深刻的印象。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我们身体内的各部动作,以及彼此间的微妙联系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形下所做成的,而其结果又是那么简单,始终不变。科学在说明体内这些化学的程序时,非但不能把他们弄得简单易解些,反而把它们弄得更复杂更难解,使这些程序比无生理学智识者所想像的更为复杂和困难。须知宇宙外表的神秘和宇宙内里的神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生理学家越是努力分析人类生理上的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的程序,便越觉得莫名其妙起来。所以一个心胸宽大的生理学家,有时也不得不接受神秘的人生观念。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举加勒尔博士(Dr.AlexisCarrel)为例。不问我们是否赞成他在《神秘人类》(Man,theunknown)一书中所发表的意见;我们不能不同意实有那些事实和那些事实都未曾解释过,而且也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开始觉得物质本身也有智能了。“器官是依靠器官液和神经系而互相联系的。身体上每一部分和其他的部分互相适应。这种适应的方式是循着目的而实现的。如果我们跟机械学者及活力论者的意见一样,认为思维具有一种和我们人类相同的智能,那么那些生理上的程序便好似是为着各自的目的而互相联系的,有机体具着始终不变性,这是无可否认的。每一部分似乎都知道整个身体的现在和将来的需要,因而依照这个目的而去工作。时间和空间在我们的纤维和我们的心智的应用上是不相同的。身体意识到近的东西也能意识到远的东西,意识到现在,也能意识到将来。”(《神秘人类》原文第一九七页)例如我们的内脏受了损伤,它们自己会治愈,完全不需要我们的努力,这种现象是值得惊异的:“受伤的地方,起初变为不能动弹,暂时瘫痪,使粪类不能通过腹部。同时其他部分肠管,或是网膜的表面,即移近到伤处。表现了腹膜的特性,自动地粘附着。在四五个钟点内,伤处便合口了。有时伤口是被外科医生用针线缝好的,但那伤处仍是由于腹膜表面的自动粘附性而全愈的。”(《神秘人类》原文第二○○页)肌肉本身既有着这种智能,我们为什么还轻视肉体呢?我们是终究有一个身体,它是一架机器,自己营养,自己管理,自己修补,自己发动,自己生产,在我们出世的时候,已装置就绪,像我们祖父用过的那座精美的钟一样,一用就是七十余年,不用我们当心。这架机器装着无线电式的视觉和无线电式的听觉,又有一种比电话机或电报机更复杂的神经系和淋巴系。它有一个规模极大的神经复杂体,在担任编排报告的工作,效率极高,不重要的案卷放在屋顶的小阁上,较重要的案卷则放在较便利的台架上,可是放在小阁上的那些案卷即使经过三十年,不常拿出来用,却依然在那里,等要用的时候,又马上可以拿出来用了。而且这架机器也能像汽车般到处奔跑,机件灵活,有着不发声响的引擎;如呆遇到了意外,譬如说玻璃破碎了,或驾驶轮弄坏了,它便自动地流出或制造出一种质素去替代玻璃,并且另生出一个驾驶轮来,或者至少想法子不用那根驾驶轴已肿的一端去开车;我们必须知道当我们体内的一个肾脏被割掉时,另外的一个肾脏就膨胀起来,增加它的效能,使常量的尿可以照常排出。同时,它在平时总保持着差度只在华氏一度的十分之一以内的温度,自己能制造化学物质,以便将食品变成活的纤维。还有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它有一种生命韵律的意识,有一种时间的意识,它不但意识到几个钟点和几天,甚至意识到几十年的时光;身体统制着自己的童年时期、青春时期和成年时期,到够长大的时期,便不再长大,甚至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它早把一颗智齿长出来了。我们的身体也能制造清除毒物的解毒剂,而且有着那样惊人的满意成绩;它在做这些事时绝对没有声息,绝没有那种通常工厂里必有的嘈杂声响,因之,超等的形而上学家尽可以不受骚扰,可以优游自在地去思索他的精神或他的精粹。诗样的人生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韵律和拍子,也有生长和腐蚀的内在循环。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时期,嗣后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带着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较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上获得进步,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获得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才稍微减轻活动的紧张,性格也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醇熟一样,对于人生渐抱一种较宽容、较玩世,同时也较温和的态度;以后到了老年的时期,内分泌腺减少了它们的活动,假如我们对于老年能有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照这种观念调和我们的生活形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看来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花闪灭,一个人便永远长眠不醒了。我们应当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地欣赏人生的主旨,欣赏它急缓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体上是大概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结果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如果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于是那个人便开枪自戕,或跳河自尽了。这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以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是像一首诗那样地生活过去的。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他把人生当做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离开了。

宗教的恢复世上有许多人自以为认识上帝,知道上帝的爱憎。因此一个人在讨论这个题目时,不免被有些人认做亵渎,也被另一些人认做先知。人类以各个分别的说起来,不过是地壳的千百万万分之一,而地壳又不过是宇宙的千百万万分之一,真是极其渺小的物事,然而竟敢说认识上帝。然而没有生活的哲学是完备的,没有人类的精神生活的概念是充分的,除非我们把自己引进到和周遭世界的生活有满意而融洽的关系里边去。人类已很够重要,他是我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题旨。这就是人性主义的要素。然而人类是生活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的,这宇宙也和人类一般的奇特。所以凡是忽视了周遭的大世界,忽视了它的起由和结果的人,都不能算做有着一个满意的生命。正统派宗教的缺点,在于在历史的进展中它和一些完全不涉宗教范围的物事发生了不可分析的关系——物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犯罪学、性的概念和妇女观念。它如若专自限于良心的范围,则重新定向的工作便不必像目下这般的困难了。要毁灭“天堂”和“地狱”的观念,较易于毁灭上帝的观念。反之,科学把宇宙的神秘的一种更新更深的意义,和物质之为动力的一种别称的新概念,展开于现代基督徒的眼前。至对于上帝本身,詹姆靳·杰恳斯(JamesJeans)曾说,宇宙实好似一个伟大的思想,而不似一具伟大的机器。计算的本身,证明宇宙中实在有所谓算术上不能加以计算的东西。宗教须往后退,它不应该像以前的涉及自然科学范围中的许多物事,而应承认它们乃是不属于宗教的物事。宗教也不应该让神灵的阅历去倚赖着完全不相干的说法,如:人类的历史已有四千余年,或一百万年,或地球的形状是扁的、圆的,或是像折叠桌子一般的,或是由印度的象或中国的鼋所擎着的。宗教应该限于道德的范围,限于良心的范围,它自有和花木鱼星的研究的一般的尊严。圣保罗是首先动手术割治犹太教的人。他把饮食和宗教分拆开来,使宗教得益不浅。宗教不但从分拆饮食之中可以得到益处,并且也可从分拆地质学和解剖学之中得到益处。宗教不必再去做一个天文学和地质学的涉猎者和一个古代传说的保存者。宗教尽可在生物教师讲课时闭口不言,则宗教就可以不像向来那么的愚蠢,而易于得到人类的崇敬了。照现代所有的宗教而论,每个人将不得不把自己从所信仰的宗教中拯救出来,不论我们对于神学信条的意见如何。我们未尝不能于跪在地上默默作礼,眼望着彩色玻璃的教礼和崇拜的氛围下投身于上帝的门下。在这种意义上,崇拜成为真正的美术经验,真是出于本心的美术经验,犹如我们看着太阳向山林的背后落下去一般。在这个人的心目中,宗教是良心的最后事实,因为这个美术经验是非常近于诗意的。但他对于现代的教会必然蔑视,因为他崇拜的上帝,并不是一个花些小钱即能买得动的上帝。他不能在乘船向北行驶时,叫风向北吹;不能在向南行驶时,叫风向南吹。因为着顺风而感谢上帝,乃是绝对的无礼,也是自私。因为这包含着上帝这个特别人向北行驶时,便不顾及另有许多向南行驶的人了。宗教应该是一种灵的交流。当中不能含有此造对彼造有所求的交换情事。他必不能够了解教会的真义,他对于宗教所经过的转变必觉得奇怪。他如将宗教照目前的形式下定义必会愕然无措。宗教是它的现状加了神秘的情感的加荣吗?抑是某种已经成为非常神秘,已经雕饰,已经遮掩的道德真理,庶使教士之流可以从而得到生活吗?启示对宗教的关系,是否也是如“秘方”对用广告宣传的“秘制药品”之关系一般的吗?它抑或是一种利用不能见的、不可思议的事物在那里变戏法,因为不能见的不可思议的事物乃是最便于变戏法的事物吗?信仰是否应该以知识为基础,还是信仰乃是开始的知识的终点吗?它抑是像一个棒球,可以由爱梅·麦克弗逊(AimeeMcPherson)向观众打去——是一种乔可以用接棒球的法子去接过来的事物吗?它抑或是阿里安种或挪特种血统的一种保持法,或不过是离婚和生育节度的一种反对法,并对任何社会改良者都称之为“红党”和“共产党”吗?基督是否必须在托尔斯泰被希腊的正统教会除名之后,于大风雪中将他抱在怀中吗?或是基督将要立在曼宁主教(BishopManning)的窗外,招呼那些坐在长椅中的富家孩子,一再做他的请求说:“让这些孩子到我这里”吗?所以宗教在我们的心中所留下的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然而在我却是异常满意的——感觉,觉得宗教所在于我们的生命中的,将是一种对生活的美,生活的伟大和生活的神秘的更简单化的感觉。当中虽也有一种责任,但已撇去了神学所堆积于表面的自以为准确的东西。在这个形式中的宗教是简单的,它于现代的人类已是够好。中古时代的神灵神权统治思想已渐渐退化。至于个人的永生问题——即宗教用以打动人心的第二个大理由——现在有许多人都已是抱着要死便死,而并无不满意处的态度了。我们对永生的成见,当中略带一些病理性质。人类的期望长生是可以谅解的,但如若没有基督徒从中推波助澜,则它必不至于彼人类重视到这般畸形的地步。它已不是一种微妙的回想,一种崇高的幻想,位于虚无和事实中间的诗意境界中,而已成为一种十分一本正经的事实。尤其是在修道士的心目中,死亡的意识,或死后的生活,已成为生活中主要的关怀事件了。在事实上,五十岁以上的人们,不论他是异教徒或基督徒,大多并不怕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为死亡所威吓,和并不把天堂和地狱十分放在心上的理由。我们常听见他们很高兴地讨论自己身后的碑铭和坟墓的式样,以及火葬的好处等等。我这话并不单说凡是自知必升天堂者是如此的,而且也是指着对死亡抱一种现实见解以为人死不过似灯烛的火焰熄灭一般者而说的。目下识见高超的名人当中,有许多个都表示不相信有所谓个人的长生,而并不在意——如韦尔士(H.G.Wells)、爱尔勃·爱恩斯坦(AlbertEinstein)、亚德·基士爵士(ArthurKeth)等人——但我以为并不一定需识见十分高超的人们方能克服死亡的恐怖。有许多人已将别种更有意义的永生代替了这种个人的永生——如种族的永生、功绩和影响的永生。当我们去世之后,倘若我们所遗留的功绩依旧继续的有影响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的人生——不论这影响是怎样的微小——而在其中活动,则便已够了。我们可以将花朵摘下来,将花瓣丢在地上的,然而它的香味是依旧存留于空气中。这是一种更好的、更合理的、更为公的永生。在这种真实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路易·巴斯德(LouisPasteur)、路德·勃尔班克(LutherBurbank)和汤姆斯·爱迪生(ThomasEdison)至今还在我们之中活着。他们的身体虽然已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所谓“身体”者,无非是许多化学的组成分子不断有变化的组合状态的一个抽象的综合罢了。人们开始了悟自己的生命不过是像永流的大河中的一滴水,因此他对于这生命之流乐于做一些贡献。倘若他能少怀一些自私心则他自会觉得满足了。我为什么是一个异教徒宗教终是一桩属于个人的事件,每个人都必须由他自己去探讨出自己的宗教见解。只要他是出于诚意的,则不论他所探讨得到的是什么东西,上帝绝不会见怪他。每个人的宗教经验都是对他本人有效的,因为我已说过它是一种不容争论的东西。但是,如若一个诚实的人将他对于宗教问题的心得用诚恳的态度讲出来,则也必是有益于他人的。我在提到宗教时,每每避开它的普泛性,而专讲个人的经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是一个异教徒。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是一种对基督教的叛逆,但叛逆这个名词似乎略嫌过火,而还不能准确地描写出一个人怎样在他的心理的演变中,逐渐的背离基督教。他怎样地很热忱地极力想紧抱住基督教的许多信条,而这些信条仍会渐渐地溜了开去。因为其中从来没有什么仇恨,所以也谈不到什么叛逆。因为我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中,并且有一个时期也预备去做传道工作,所以在意旨的交战之中,我的天然感情实在是向着基督教方面,而并不是反对它。在这个情感和意识交战的当中,我渐渐地达到了一个肯定的否认赎罪说的地位。这个地位照简单的说法,实在不能不称之为一个异教徒的地位。我始终觉得只有处在有关生命和宇宙的状态的信仰时,我方是自然自在,而无所交战于心。这个程度的演变极其自然,正如儿童的奶牙脱落,或已熟的苹果从树头掉落一般。我对这种脱落当然是不加以干涉的。照道家的说法,这就是生活于道里边。照西方的说法,这不过是依据自己的见解,对自己和宇宙抱一种诚恳的态度罢了。我相信一个人除非是对自己抱着一种理智上的诚恳态度之外,他便不能自在和快乐。一个人若能自在,则便已登上天堂了。在我个人,做一个异教徒也无非是求自在罢了。“是一个异教徙”这句话,其实和“是一个基督徒”在意义上有什么高下之分?这不过是一句反面的话,因为在一般的读者心目中,“是一个异教徒”这话的意义,无非说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罢了。而且“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句很广泛很含混的说话,而“不是一个基督徒”这句话也同样是意义不很分明的。最不合理者,是将一个异教徒这名词的意义定为一个不信宗教或上帝的人。因为根本上,我们对于“上帝”或“对于生命的宗教”的态度还没有能够定出确切的意义哩。伟大的异教徒大都对大自然抱着一种深切的诚敬态度,所以我们对异教徒这个名词,只可取其通俗的意义,将它作为不过是一个不到礼拜堂里去的人,(除为了一次审美的行动外,我确不大到礼拜堂里去。)是一个不属于基督教群,而并不承认寻常的正统教义的人的解说。在正的方面,中国的异教徒(只有这一种是为我所深知而敢于讨论的)就是一个以任心委运的态度去度这尘世的生活的人。他禀着生命的久长,脚踏实地地,很快乐地生活着。时常对于这个生命觉到一种深愁,但仍很快地应付着。凡遇到人生的美点和优点时,必会很深切地领略着,而视良好行为的本身即是一种报酬。不过我也承认他们对于因想升到天堂去,才做良好的行为,反之,如若没有天堂在那里诱引,或没有地狱在那里威吓,即不做良好行为的“宗教的”人物,自有一些怜悯和鄙视的心思。倘若我这句话是对的,则此间有很多的异教徒,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现在的开明基督徒和异教徒,其实是很相近的。不过在谈到“上帝”时,双方才显出他们的歧异点。我以为我已经知道宗教的经验的深度,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不必一定须像纽孟主教(CardinalNewman)一般的大神学家才能获得这种经验——否则基督教便失去了它的价值,或已经被人误解了。在我眼前看来,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异教徒之间的灵的生活,其区别之点不过是崇信基督教者是生活于一个由上帝所统治和监视的世界中,他和这个上帝有着不断的个人关系。所以他也可说是生活在一个由一位仁慈的父亲所主持的世界中,他的行为水准须谐合于他以一个上帝之子的地位所应达到的标准。这个行为水准显然是一个普通人所难于在一生中,或甚至在一个星期中,或甚至在一天之中毫无间断地达到的。他的实际生活实是游移于人类的生活水准,和真正的宗教生活水准之间的。在另一方面,这异教徒住在这世界上是像一个孤儿一般,他不能期望天上有一个人在那里照顾他,在他用祈祷方式树立灵的关系时即会降福于他的安慰。这就显然是一个较为不快乐的世界;但也自有他的益处和尊严,因为他也如其他的孤儿一般不得不学习自立,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并更易于成熟。我在转变为异教徒之中,始终使我害怕的,并不是什么灵的信仰问题,而就是这个突然掉落到没有上帝照顾我的世界里边去的感念,这个害怕直到最后的一刹方才消灭。因为当时我也如一般从小即是基督徒的人,觉得如若一个个人的上帝其实并不存在,则这个宇宙的托底便好似脱落了。然而,有时一个异教徒也会将这个更为和暖的、更为快乐的世界,同时看成一个更为稚气的、更像尚在生长中的世界;一个人如若能够长久保持着这个幻想,确是一件好而有益的事情;他的观念将和佛教徒对生命的观念相近似;这个世界将因此好似更为彩色华丽,不过同时也将因此成为一个不十分实在的,所以价值较低的世界。在我个人说起来,凡是不十分实在的和彩色过重的事物都是要不得的。一个人如要得到一种真理,必须付一笔代价;不论它的后果如何,我们终是需要真理的。这个境地在心理上,正和一个杀人者所处的境地相同:如若一个人犯了一次杀案,以下的最好办法就是自首。我就是因了这个理由,所以鼓起勇气转变为一个异教徒的。但一个人在承认一切之后,他自会没有惧怕的。心里安适就是一个人在承认一切之后所处的心境(这里我觉得我已受了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我或者也可以将基督徒的和异教徒的境地用下列的说法加以区别:我个人的异教思想同时为了自傲心和自卑心弃绝了基督教,是为了情感上的自傲心和理智上的自卑心,但笼统的说起来,自卑的成分比自傲居多。我是为了情感上的自傲心,因为我深不愿见除了我们是人类的理由,所以应该做和蔼合礼的男女人之外,还有别的理由;在理论上,如若你是喜欢将思想分类的话,则这个当可归入可做代表的人性主义思想。但大半我是为了自卑心,为了理智上的自卑心,因为当着现代的天文学的面前,我不能再相信一个寻常人类会被大创造者枧为一个重要的分子,因为一个人类不过是地球上一个极其微渺的分子,地球也不过是太阳系中一个极其微渺的分子,而太阳系更不过是大宇宙中一个极其微渺的分子罢了。人们的大胆和他的傲然夸张,实是所以使我倾跌的东西。我们对于那个“超人”所做的工作,所知道者只不过是几千万分之一,所以我们怎能够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性质?怎可以对他的能耐做假定之说呢?人类个人的重要,无疑地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但我们可试看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这条教义已将他们引进到怎样地可笑的夸张。在我母丧后出殡的四天之前,忽然大雨倾盆,这雨如若长此下去(这在漳州,秋天是时常如此的),城内的街道都将被水所淹没,而出殡也将因此被阻。我们都是特地从上海赶回去的,所以如若过于耽搁日子,于我们都是很不便的。我的一个亲戚(她是一个极端的,但也并不是不常见的中国笃信基督者的榜样)向我说,她向来信任上帝,上帝是必会代他的子女设法的。她即刻做祈祷,而雨竟停止了,显然是为了这样便可以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家庭举行我们的出殡礼。但这件事里边所含的意义是:倘若没有我们这件事夹在当中,上帝便将听任全漳州的万千人民遭受大水之灾,如以往所常遭到的一般;或也可说是:上帝不是为了漳州万千的人民,而只是为了我家这少数几个人要赴着晴天出殡,所以特地将雨停止,这个意义使我觉得实是一种最不可思议的自私自利。我不能相信上帝是会替如此自私的子女想什么法子的。还有一个基督教牧师写了一篇自传文,其中述说:在他的一生中,上帝许多次照顾他的故事,希望因此荣归于上帝。其中有一件上帝照应他的事件是:当他筹集了六百元去购买到美国去的船票的那一天,上帝特地将汇兑率降低一些,以便这位重要人物在购买美金船票时,可以便宜一些。以六百元所能购买的美金而言,高低的相差至多不过一二十元,难道上帝单单为了使他这个儿子可以得到一二十元的便宜,便竟肯使巴黎、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经过一次金融风潮吗?我们应记得这种荣归于上帝的说法,在基督徒群中是并非罕见的。人们的寿限大都不过七十岁,而他们竟会这般的厚颜自傲。人类以其集合体而言,也许已有一部很动人的历史,但以各个而言,则在宇宙中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或如朝生夜死的蜉蝣罢了。基督徒不肯谦卑。他们对于这股他们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的生命巨流(这股大流永远向无穷无尽处流去,如一条大河之流向海中,永远变迁,而也是永远不变的)的集体的永存,从来不知道感觉满足。瓦器将向窑工问说:“你为什么将我烧成这个模式,为什么将我烧成这般的脆法?”瓦器因为易于破碎,所以感觉不满足。人类有了这样一具奇异的身体,这具几乎近于神圣的身体,也仍感觉不满足。他还要长生不老!他不肯让上帝安宁。他每天还要做祈祷,他每天还要从这个才物之源那里讨些个人的赏赐。他为什么不让上帝得一些安宁呢?从前有一个中国学者,他不信佛教,但他的母亲则很相信。她极其虔诚,整天不停地念“阿弥陀佛”时,她的儿子即在旁边唤一声“妈妈”,她恼了。“这样看起来,”她的儿子向她说,“菩萨如果也听得见你这般的唤他时,他不也要发恼吗?”我的父母都是极虔诚的基督徒。每晚听我父亲领着头做晚祷,便可以知道他的虔诚程度。我是一个对宗教感觉很敏锐的孩子。我以一个牧师儿子的地位,受到教会教育的便利,我从其长处获得益处,但也从其短处获得痛苦。对它的长处,我是始终感谢的,而对于它的短处,则将它转变成我的力量。因为依照中国哲学的说法,一个人的生命是并没有所谓好运或厄运的。我是不许到中国戏院里边看戏的,不许听说书的,是完全和中国的民间神话故事隔绝的。当我踏进教会学校之后,我父亲所教我读过的一些《四书》是完全荒废了。这或许于我是一种益处——因为这一来,使我在从未受过西方教育之后,能以一个西方小孩走到东方新奇世界里的愉快心境再回去研究这些旧学。当我在学校读书时代,我的完全抛弃毛笔而专用自来水笔,是于我最有益的事情,因为这使我在心理上始终对于东方觉得它是一个完全新的事情,因为这使我在心理上始终对于东方觉得它是一个完全新鲜的世界,直到我已有了做研究它的准备的时候。如若维苏威火山不将庞贝城掩没,则庞贝的古迹必不能保存得这样的完备,那地方石板街上所留下的车辙必不能保存到今日。教会学校的教育就是我的维苏威火山。思想这件事总是危险的。而且,思想总是和魔鬼有联系的。当我在学校受教育的时代,也就是我最虔信宗教的时代,我心中对于基督教生活的美丽的感觉,和一种对任何物事都想探求其理由的念头已渐渐地发生冲突。但很奇怪地,当时我并不感觉到那种几乎使托尔斯泰因之而自杀的痛苦和失望。在每一个阶段中,我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统一的基督徒,在信念上仍很融洽,不过比上一个阶段开通一些,在盲从教条上次数略少一些。无论如何,我终究还随时想到“山上的教训”,圣诗中如“看那些田中的百合花啊!”这种句子太好了,使我相信它不会是假的。我就因了这些,因了意识到内心的基督教生活,所以使我生出了新的力量。但教义则很可怕的从我的心头渐渐地溜了出去。许多浅近的事情渐渐地使我觉得不自在。“肉体的复活”这一条,当基督未能在第一世纪中人所期望的第二次降临里边实现,诸圣徒没有从他们的坟墓里边肉身走出来时,即已证明是不成立的,但这一条现在依然存在于圣徒的信条中。这就是很浅近的事情中之一端。后来,我又加入了神学班,以求深造。于是我又发现了教义中的另一条也有使我起疑的地方。那一条就是“处女生儿”,美国各神道学院的主任教授对于这一条都各抱着不同的见解。最使我动恼的是:中国信徒必须在受洗礼之前,将这一条囫囵承认,不许稍生疑问,而同一教会里边的神学家则不许公然认为是一件疑问。这好似有些虚伪,而且也似平是不公允的。我读到高级的神学,研究到“水门”究竟在哪里那种细微问题时,我便觉得责任已经解除,因而对于神学便不肯认真,结果是我学科的成绩渐渐低落。我的教师即以为我的性情根本不适于做一个教会牧师,因此主教也以为我不如从此脱离。他们不愿再在我的身上耗费徒然的教诲了。这在我现在看来,也好似一种不露相的好运。因为我很疑惑如若我当时依旧读下去,而终身穿上了一件牧师的长袍之后,我是否真能够心口如一啊!这种对于神学家和一般的教徒所需信仰的信条的反抗意念,在我看来,实在差不多近于我所谓“背叛”了。当这个时候,我已达到深信基督教的神学家实是基督教的大敌的地步。他们有着两个我最不能了解的矛盾点:第一,他们将基督教的信仰的整个结构完全系在一只苹果上。如若亚当没有吃苹果,世上即不会有原始的罪恶;如若世上并没有原始的罪恶,世上便不需要什么救赎。不论那只苹果在象征上有怎样的价值,但这一点终是极显明的。基督本人从来没有提起过原始的罪恶或救赎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并不符基督的训诲的。总而言之,我从研究文学之后,我也如现代的美国人一般,不能意识到我有着什么罪恶,而且绝不相信我有罪恶。我所能意识到的就是:上帝只要能如我的母亲爱我一般的一半,他便绝不会将我打到地狱里边去的。这是我内心意识里边的一次最后的行为,不论为了那一种宗教,都不能不承认其为事实。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是尤其不合理的。这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在蜜月中吃了一只苹果时,上帝即异常大怒,罚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的为了这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受罪,但是,当同是这班子孙将上帝的独子害死时,上帝却异常快活,将他们一起赦免。不论人们对这件事有怎样巧妙的解释相论据,我总认它是极不合理的。这也就是使我不自在的末了一件事情。我在毕业之后,还依旧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会自动地在北京的清华学校里边组织了一个主日圣经班,这事并曾便当时的许多同事教员心里很不高兴。这圣经班的圣诞日集会使我最受痛苦,因为我是在拿一件我自己所不相信的伪事在那里告诉给中国的儿童听。自从我将一切都藉着理智破解之后,留在我心中的就只剩了爱心和恐惧两件事:一种渴望能依赖一个全智的上帝,庶使我可以觉得快乐的爱心,如若没有了这个一再抚慰的爱心,我便不能如此快乐和安宁——和堕落到孤儿世界中去的恐惧心。最后我居然获救了。我和一位同事辩论说:“如若没有上帝的话,人民便不肯行善,而世界必将颠倒了。”“不然。”我的孔教同事回说,“因为我们都是懂道理的人类,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过一种合于道理的人类生活。”这个令人崇尚人类生活尊严的说法,割断了我和基督教的最后一丝关系,从此之后,我便成为一个异教徒了。现在我已完全明白了。异教的信仰是一种更为简单的信仰。它没有什么假定之说,也无需做什么假定之说。它专就生活事实而立论;所以使良好的生活更为人所崇尚。它在不责善之中,使人自然知道行善。它并不藉着种种假定的说法,如:罪恶、得救,十字架、存款于天上,人类因了上天第三者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有一种彼此应尽的义务等——都是一些曲折难解,难于直接证明的事情——去劝诱人们做一件善事。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的和绝对的事实。我们应该不必藉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即彼此相爱。基督教在我看来,好似已使道德成为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事情。而罪恶倒反而是一件极易动人,极自然和极可悦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异教主义倒好似能够将宗教从神学里边拯救出来,而恢复了它的信仰的简单性和感觉的尊严。其实,我颇已看出有许多神学的谬说怎样从第一、第二、第三世纪中渐渐的产生,将“山上训诲”的简单真理歪曲成一种严厉、不合人情、自以为是的结构,以供一个祭司阶级自私的利用。从“启示”这个名词即能看出其中的隐情。这启示就是一种授予一个先知的特别秘密或神圣的计划,由这先知以师生授受的方式世代传袭下去;这启示也是各种宗教中从回教和摩门教到活佛的喇嘛教和爱迪夫人的基督教科学所都具有的,以便他们可以各自握着当做一种得救的特有的注册专利品。凡是祭司阶级都是依赖这个启示为他们的日常食粮而获得生活。“山上训诲”这个简单真理必须修饰起来,上帝所重视的百合花必须将它镀上金子。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如此类推下去。圣保罗的逻辑在基督教的早年时代似乎是很能动人听闻,令人很难于责难的。但在现在较为乖滑较富于意识的人的心目中,则便似十分勉强,缺乏力量了。而崇尚启示的弱点即在这种亚洲式的推论逻辑和现代对真理的较为乖滑的领悟之间,显露于现代人的眼前了。所以,只有藉着回到异教主义,和不承认启示,一个人方能回到原始式的(在我看来是较为满意的)基督教。所以说一个异教徒为不信宗教的人是错误的:其实他所不信的不过是不信各式各样的启示罢了。一个异教徒是必然信仰上帝的,不过他因恐旁人误会,所以不肯说出来。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学中所用以表示这个上帝的名词,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者”。惟一的不同点就在:中国的异教徒很诚实地听任这位“造物者”隐处在一个神秘的彩媟中,不过对他表示着一种尊畏和虔敬,而即以为足够了。对于这个宇宙的美丽,对于万物的巧妙,对于星辰的神秘,对于上天的奇伟,和对于人类灵魂的尊严,他都是能领会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视之不过为生命中所不可免的东西,视之如旷野的阵风,如山间的明月,而从无怨言。他以为“委心任运”乃是最虔敬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岁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时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环”,所以世界绝不会永远没有公道。此外,他便无所求了。

依传统的、正统的基督教观念,人类是完美的,天真的,愚蠢的,快乐的,赤裸着身体在伊甸乐园里生活的。后来,人类有知识和智慧了,终于堕落了,这就是人类痛苦的原由,所谓痛苦,主要的是指:(一)在男人方面是血汗的劳动工作,(二)在女人方面是临盆生产的疼痛。为说明人类现在的缺点起见,基督徒提出一种新成分,和人类原来的天真与完美互相对照,这种新成分自然是魔鬼,它大抵是由肉体方面去活动,而人类较高尚的天性则由灵魂方面去活动。我不知道“灵魂”在基督教神学里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可是这“灵魂”变成一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机会,变成一种本质,而不是一种状态;它把人类和没有灵魂可以拯救的禽兽明确地分别了。在这里,逻辑发生问题了,因为“魔鬼”的来源须得解释一下,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继续用他们平常的学者的逻辑去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了。他们既不能完全承认“非上帝”的“魔鬼”是由上帝本身产生出来的,又不能十分同意在原来的宇宙里,一个“非上帝”的“魔鬼”是和上帝同样永生的。所以,在束手无策之中,他们便说“魔鬼”一定是一个堕落的天使,于是引起了罪恶来源的问题(因为此外还得有另一个“魔鬼”来引诱这个堕落的天使啊);这种理论因此不能使人满意,可是他们只好让它去了。虽然如此,这理论却产生了神灵和肉体这两种奇怪的相对的东西;这个神秘的观念今日还是十分流行,对我们的人生观和幸福还有很重大的影响。①


①在现代思想进步的过程中,“魔鬼”是第一个被弃掉的东西,这是值得欣幸的事实。我相信在一百个今日还相信有上帝的进步的基督徒之中相信真魔鬼的(除了比喻的意义之外)恐怕不上五人。同时,相信真地狱的观念也和相信真天堂的观念日归消灭。

接着便是“赎罪”的理论,这理论依然是由流行的牺牲的观念转变而来的;依这个理论,上帝是一个喜欢炙肉的嗅味的神,不能毫无代价地赦免人类的罪过。基督教由这种赎罪的理论,一下子便寻到一个可以赦免一切罪恶的工具,而人类获得完美的方法又找到了。基督教思想中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完美的观念。因为这是在上古世界的崩溃中所发生的,所以一种着重来世的倾向便也产生出来,拯救的问题便替代了人生幸福的问题或简朴生活问题的本身。这观念就是人类要怎样离开这个显然陷入腐败,混乱,和灭亡中的世界,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因此,永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和《创世记》里上帝不要人类永生的原来说法是互相矛盾的。据《创世记》的记载,亚当和夏娃之所以被逐出伊甸乐园,不是象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因为偷尝善恶树的果子,而是因为怕他们再度违背命令,偷吃生命树的果子,而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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